第十四講 黯然北洋

袁世凱的失敗使得中國在經歷大變革之後失去了政治重心，唯一一個有希望統一中國，有希望成爲政治強人的領導者去世了，他的去世使中國陷入了一種因權威缺失而導致的混亂。

我們通常以“北洋時期”一詞來指稱民國後到國民革命軍北伐勝利前的這段歷史。北洋時期包括：袁世凱當政時期，也就是從1912年到1916年這四年；然後是皖系，從1916年到1920年一共四年；然後是直系，從1920年到1924年，又是四年；最後是奉系，從1924年到1928年，四年。四四一十六年，北洋統治時期基本就是這樣安排過來的。1928年以後就是國民黨當政時期了。從嚴格意義上講，奉系不能算是北洋軍閥，它頂多是北洋軍閥的一個支系。張作霖等人根本就是土匪，不是北洋出身，他們原屬於巡防營系統，只是後來跟北洋系統搭上了關係。他跟張勳一樣，本來都是在正統的北洋系之外，非嫡系部隊，但我們爲了研究方便，一般都將奉系統治時期也算進北洋軍閥時期。

段祺瑞與黎元洪

在袁世凱主政時，中國還存在着統一政局的可能性，畢竟袁世凱是個政治強人。但是在他死後，這個統一的事兒基本就沒戲了。隨後，中央政府進入了皖系主導的時代。皖系這個詞兒也是後來人封上去的。袁世凱去世以後，按照約法規定，應由副總統黎元洪接任總統之位，總理是段祺瑞。當時，段祺瑞有沒有能力阻止黎元洪登位，或者自立爲總統呢？他是有這個能力的，因爲當時北洋系還是國內最有實力的政治軍事集團，基本還可以控制大部分國土，袁世凱去世以後，大家公認的北洋系統領袖就是段祺瑞。那麼，爲什麼段祺瑞不當總統呢？因爲他希望在袁世凱去世以後採取跟袁不一樣的統治方式，儘量向民主共和方向靠攏，因而恢復了《臨時約法》。我們前面講到過，《臨時約法》事實上是將中國政體改成了法國式的內閣政體，這是一個說不清道不明的責任內閣制，如果強調責任內閣這一部分，那麼總統就是虛位的。段祺瑞現在就是刻意強調這一點。他宣傳自己所遵循的就是一種責任內閣制，這樣總統就是虛位的，而總理就是有實權的，那他當然是要當有實權的總理啊。所以，袁世凱死後由段祺瑞出任國務總理。不過，雖然段祺瑞和他的幕僚認爲中華民國採納的是內閣制，但黎元洪和他的幕僚仍堅持民國實行的是總統制。民國初年的多黨制實踐已脫離了最初按美國經驗設計的兩黨制模式，但儘管如此，黎元洪等人仍然堅持總統應該握有實權。這就是當時中國製度的含混之處，而這也種下了後來府院之爭的伏筆。

再講北洋，雖然袁世凱沒了，但是北洋系統還在。那個時候的北洋，包括此前的湘軍、淮軍（淮軍後來變成了淮系），都是帶有很強個人色彩的政治軍事集團。雖然北洋軍比之前的湘淮軍更加現代化，但它依然帶有很強烈的個人效忠色彩，也就是說，這種人身的依附關係仍然很強固。最牛的人是袁世凱，其餘所有人都是他提拔的，都是他的部下，因此所有人都聽命於他，但在袁世凱死後，他的繼承者就很難有這樣的權威。像北洋三傑龍虎狗，王士珍、馮國璋和段祺瑞，平起平坐，而且跟他們資歷基本相同的人還有很多，比如張勳、陸建章、段芝貴等，其實有一大堆人，原來都是稱兄道弟的，基本都差不多。這個時候要想從筷子裏面拔將軍，誰能趕得上袁世凱的權威呢？差得太遠了。不過，相比較而言，資歷最老的還是先前提到的三個人。王士珍後來不管事兒了，很淡泊；馮國璋有野心，但與段祺瑞比起來要差一截兒。北洋系統的所有軍校都由段祺瑞來當總辦，這是他的優勢。也就是說，對所有北洋系統的軍官而言，段祺瑞都是他們名義上的老師，包括後來的蔣介石也管段祺瑞叫老師，只要是在北洋系統混過的，都和段祺瑞存在師生關係。就憑這一點，段祺瑞的人氣絕對是能大大蓋過馮國璋，其他人也沒法跟他比，所以此時就讓他當了頭。

府院之爭

在段祺瑞主政的頭兩年裏，北洋軍中開始出現派系紛爭，主要是皖系和直系。但是那個時候直系真的不足以跟皖系抗衡，所以段祺瑞掌權的時代，有句口號就叫“皖系即中央”，大家也都認賬。再說，當時的派系也不像我們後來說的那樣分野清楚，現在爲了研究方便，我們常常說誰是誰的人，但這些都是相對的。儘管每個派系都有核心圈子，這是沒問題的，比如馮國璋和李純的關係是很鐵的，這個是不能動的；馮國璋跟他一直帶在身邊的十五師、十六師的關係是很鐵的，這也是不能動的；段祺瑞跟他周圍的人，比如徐樹錚、靳雲鵬等人，也是走得特別近的。這些已經進入核心的上層分子基本不會發生變動，但在邊緣處的那些大大小小的軍閥就說不清了。我們很難說清楚誰是誰的人，因爲許多人常常兩邊動搖。比如說曹錕，後來說他是直系，但在頭兩年他跟馮國璋走得並不近，反而跟段祺瑞關係不錯，否則他不會在1917年去南方替段祺瑞政府打仗，而且那麼賣力。當然，我也沒有證據證明他一開始就是和段祺瑞一夥，只是後來加入直系。總之這些都是很難說的。

還需要指出的是，以皖系和直系這種地域取向劃分兩大派系並不是絕對的，只是說兩派的首腦是安徽人和直隸人。曹錕可以說是直系的，因爲他是保定人，當時還是首府，馮國璋是河間人，這些都沒問題。但是你看馮玉祥，他是皖人，加入了直系。陸建章，皖人，也是直系的，而且反皖系反得特別兇。所以，各派系的參與者不是按照地緣關係來選擇的。也就是說，在最初還沒有打起來的時候，北洋的直系、皖系和奉系，乃至張勳，還有其他的毅軍，乃至原來淮軍留下來的各個山頭的部隊，存在犬牙交錯的聯繫，他們之間並沒有嚴格的邊界。大家要注意，在分析帝制或者民國時期的派系問題時，千萬不要用今天的思維去套取古代的邏輯，邊界清晰的派系只可能產生在現代政治中，以前不會這麼清晰的。

段祺瑞當家，由皖系統治的這四年，其實是整個北洋時期最民主的四年。所有的當家人都是喫歷史飯的，他們都會從過去不遠的歷史中吸取經驗教訓，調整統治策略，籌劃下一步的制度變革。其實每個人都是如此，經歷過什麼事兒，就會對這一段歷史有很深刻的印象，尤其是當這件事折騰得很厲害，或者自己被捲入的程度很深時，無論成功或失敗，都會對你產生很大影響。段祺瑞也是如此，他接受的，是袁世凱帝制自爲這樣一個失敗的教訓。對此，段祺瑞就認爲，他應該改弦更張，正經八百兒地按照民國的要求，按共和國的精神，遵守民主體制的規矩來辦事兒，所以他恢復了民元國會，而且自己也比較守規矩，他按照他想象中的民國的方式來進行統治。但他也有很多障礙，最大的障礙仍然和袁世凱一樣，就是權威不足。前面講了，當年袁世凱之所以稱帝，主要是因爲他在體制轉換後喪失了大部分權威，無法按照現代國家官僚制的邏輯實現對昔日幕僚和朋友的有效控制。袁世凱的確有統一中國、重新建成一個強大國家的野心，但他在這方面的確是權威不足，所以只有帝制自爲了。不過，袁世凱畢竟還是政治強人，也是北洋的大頭，在他去世後，繼承者就更加缺乏權威了。

袁世凱統治時期，各省雖然說有抗命的行爲，但基本上是聽話的，各省的稅款也基本是要上解中央的。但到了段祺瑞時代，戛然而止，沒人給中央送錢了，而且中央沒辦法對這種行爲進行處罰。各省都有自己的藉口，比如說，因爲此前跟國民黨打過一仗，所以地方不甚太平，軍餉也有欠發，只能把地方財政截留了，不然士兵就要譁變了。中央若是想要我們上解稅款，那就先幫我們把軍餉發了吧，先把軍費撥下來再說。然後各省就會開出一個天文數字般的軍費，如果地方一共只能往中央上解一百萬稅款，那麼它常常告訴中央需要一千萬才能彌補軍費損失。中央怎麼可能做得到呢？根本做不到。而且，中央根本沒有能力對這些地方軍頭進行處罰，不可能因爲不上解稅款就把他們撤了。袁世凱都不可能撤換督軍，那麼段祺瑞就更做不到了，因爲他只是袁世凱手下衆多大將之一，權威已經大大消解了，哪有資格隨便撤換地方督軍的位置啊。

所以，當時中央財政十分窘迫，財源寥寥無幾，一部分是關餘和鹽餘，就是關稅和鹽稅扣除了庚子賠款所剩餘的那一點兒錢，這筆錢有時多有時少，卻是當時最重要的收入；其次是交通部的收入，交通部當時管了幾條鐵路，比如京漢鐵路、京浦鐵路和京張鐵路，這幾條線的收入是可以預期和掌控的；還有就是北京崇文門的關稅，當時北京地區商稅都是在崇文門徵收的。但想想看，一箇中央政府，總共就只有這麼一點錢來維持開支，真的是非常窘迫的。所以，自從段祺瑞以後，北洋政府裏只有兩個部門比較有錢，一是財政部，二是交通部。由此也可以理解爲什麼民國的交通系這麼厲害，它的財力比財政部還牛，因爲它能控制幾條重要鐵路的收入，所以前交通系、後交通系、交通銀行，都是這一系統之內的。其餘各部都是窮部，從袁世凱死後就開始欠薪。

手裏頭沒有錢，因此段祺瑞在主持政局時所能依憑的資源就很少，能力就很弱。本來政治權威就不夠，沒錢就更不行了。段祺瑞遇到了一個大瓶頸，他想有所作爲，但不知道該如何操作，這是個大問題，也不知道怎麼解決。當時國會兩院八百議員，人稱八百羅漢，這些人從一開始就爲自己定了每月五百大洋的工資，相當於次長級的待遇。五百大洋在當時是個挺大的數字，可惜政府沒法滿足這個數目的要求，如果政府能夠足額髮薪，可能國會也不難馴服，但是當時的民主還是非常薄弱和幼稚的，政府老欠薪，議員焉有不鬧之理。所以，內閣跟國會之間的迴旋餘地也就很小了，段祺瑞不能像袁世凱那樣直接把它廢了，而且袁世凱手腕更多，即使不廢也有辦法，但對於權術稍遜的段祺瑞而言，這就是個*煩事兒。

再就是總統府，黎元洪手下也有一幫人。黎元洪人緣不錯，本來武昌起義時他是被強拉出來的，但當他想幹點事兒之後，就有一幫人開始圍着他。黎元洪的確很厚道，但當週圍圍了太多人時，這個人也會有點變化。按理說黎元洪是個不愛爭的人，沒什麼武力資源，沒什麼嫡系，更沒什麼財力，本身又是個很平和、挺老實巴交的一個人。我研究辛亥革命的材料時發現，之所以當時湖廣總督瑞澂會起用他，就是因爲他老實、憨厚。但是等他當了總統以後，周圍的人就會開始鼓譟，他們認爲即便民國已變成了法國體制，但總統還是有實權的。因此，他們和國務院的矛盾逐步惡化，尤其是徐樹錚當國務院祕書長的時候。徐樹錚這人特別專橫，什麼公文到了總統府，就直接嚷嚷着讓黎元洪蓋章，黎元洪想仔細看看，這時徐樹錚就會非常不屑地說：“看什麼看，你蓋章不就完了嗎！”最初黎元洪忍了，蓋就蓋吧。一來二去，底下的幕僚們就不幹了，憑什麼總統不能看公文啊，後來黎元洪也就硬碰硬，索性不再給徐蓋章，然後矛盾就鬧起來了。

此時的段祺瑞還真是不錯，直接把徐樹錚免了。本來徐樹錚跟段祺瑞的關係，就跟親兄弟一樣好。後來徐樹錚被刺死，段祺瑞把他安葬到自己家的墓地裏，這一舉動等於是告訴徐家，徐樹錚也是段家的人。而且徐樹錚的確非常聰明，段祺瑞的那些幕僚都稱讚他就像三國時的龐統一樣，可以耳聽判詞、口中發落、筆下批文，可以說是能一心幾用，極聰明。他本來只是個秀才，後來被段祺瑞相中當祕書，然後就被送到日本士官學校學習，算得上是文武雙全。我看過他留下的幾首詩，寫得的確都很棒。他和北洋時期的林琴南、楊雲史這些文化名人都過從甚密，關係非常鐵。但這個人的問題也很多。第一，剛愎自用，覺得全世界就他最聰明，其他人都不行。這就使得他與別人的關係很緊張，比如他跟同是段祺瑞重要幕僚的靳雲鵬就是死對頭，皖系後來在崩潰之前內部先發生分裂，與此就有關係，靳雲鵬本是段麾下武將中最好的一個，後來卻率先反叛了。第二，徐樹錚太好獨斷專行，遇事不請示就直接幹了。他的主公後來主張對德宣戰，是想站在協約國一邊，而徐樹錚卻認爲德國人好，因爲他去過德國，對德國人很佩服（當然，段祺瑞也去過德國），所以他認爲政府應該站在德國一邊。當年一戰爆發後，日軍圍困青島，德國守軍反應很倉促，畢竟大部分是海軍，所以陸戰武器緊缺，沒有槍支彈藥。然後小徐就偷偷往德國守軍方面運送了一萬多支步槍，這些事兒當時若是被抖出來就會造成很大的國際麻煩，但是小徐敢在他的主公段祺瑞不知道的情況下這樣做，由此可見其獨斷專行的風格。第三，徐樹錚最大的毛病就是好用權術，他太愛這東西了。我曾講過，當年袁世凱失敗的原因之一就是總用權術。權術並不是不能用，但若是一個人沒有大韜略、大格局、大想法，那麼，權術用多了，可能就會適得其反。

段祺瑞對徐樹錚的確是非常好，而現在爲了能夠平息府院之爭，他竟然能夠把自己最親密的政治幕僚開了，由此可見，段祺瑞在當時還是很想按照民主的議事規則把這件事兒處理好的。但是，他越想辦好越辦不好。比如，他跟國會的關係怎麼協調也沒法玩活，跟總統府也一直存在糾紛。後來他急了，乾脆還是來權術，玩黑的，直接拉督軍團，讓軍人幹政。後來段祺瑞每次跟黎元洪的關係一緊張，就讓督軍團出面嚷嚷，這時候黎元洪就軟了。要知道，這就是中國政治的一大難題，每逢當政者想按照民主的程序辦事時，這套東西玩不轉，而用傳統的方式辦理時，可能又會很靈。你讓他怎麼選擇？段祺瑞繞開民主規則的第一次成功，就是處理府院之爭。

府院之爭，起於參戰。第一次世界大戰於1914年爆發，到1916年時，日本和美國都希望說服中國參戰。爲什麼呢？因爲這個時候歐戰陷入了膠着狀態，雙方逐漸轉入陣地戰，掘戰壕以備長期固守。這就需要徵集大量的勞動力，當地的民工不夠了，缺乏挖戰壕、抬傷員、運送槍彈的人手，這一系列的苦差事在當時歐洲也沒人願意幹，於是一些國家就希望到中國招募華工，尤其是中國北方山東的農民，身材高大，能喫苦耐勞。但如果中國不參戰，那麼他們從中國招募華工就很麻煩，此前他們已經通過“綁豬仔”這種方式弄了一些人過去了，但這極不光彩，也太麻煩，不能一直這樣做。當時尤其是協約國，特別希望從中國招募華工，因爲整個山東實際上都已經被協約國佔據了，日本從德國手中奪取了青島和膠濟線，而威海又被英國人佔領。英國已經通過各種方式弄了一些華工到歐洲，但它不能大規模地弄，所以希望借美國人之口來說服中國，而日本也一直慫恿中國參戰。當然，協約國從一開始就沒指望讓中國人出兵，其實他們都沒指望日本出兵，日本打完青島以後就沒打了，所以說日本參加了一戰也是件玩笑事兒。

當時爲了說服中國參戰，列強肯定要做出一些美好的允諾。而段祺瑞政府此時又的確比較困窘，財政捉襟見肘，內政外交也都不大順利。列強在這個時候開出的價碼包括重新議定關稅稅率啊，取消庚子賠款中中國需向同盟國償付的賠款，等等。協約國承諾，只要開戰，中國就不必再向德國和奧匈帝國賠款了，而向這兩國償付的庚款比例很大，一來一去就是不少錢。那個時候段祺瑞是當家人，他覺得這個參戰是有油水可撈，於是就想幹。但是也很奇怪，黎元洪從北洋水師畢業，我們的海軍是學英國的，所以他受的是英式教育，老師全是英國人，而段祺瑞學的是炮兵，他是到德國留過學的，但他卻力主對德宣戰，而黎元洪倒是一直覺得德國不能惹。就學背景完全不起作用，這就很奇怪。兩人之間的矛盾越來越大，後來黎元洪表示可以讓一步，中國跟德國及奧匈帝國斷交就算了，起碼應該保持中立姿態，但不能宣戰，萬一打不過別人，中國就徹底玩兒完了。黎元洪一直很憂慮，擔心打不過德國人，到時候德國人捲土重來該怎麼辦，但是段祺瑞則是執意要打，結果就鬧得非常僵。段祺瑞這次又找來督軍團想壓服黎元洪，但黎犯了倔勁，死活不同意，堅持不能對德宣戰，最後鬧翻了，黎元洪乾脆就把段祺瑞的總理一職免了。

其實，按照責任內閣體制的設計，總統是不能罷免總理的，罷免總理只能由國會通過不信任票決議。但是，段祺瑞被免了以後，也不好意思繼續在北京，就跑去天津了。這下各省的督軍就都鬧起獨立來了，一則總統罷免總理不合法理，二則地方都不想跟着黎元洪幹。黎元洪一看免了段祺瑞鬧出這麼大的動靜，就真的害怕了。此前督軍團一直是在徐州開會，而徐州是張勳的大本營，所以張勳在這裏就儼然以大哥大的身份行事。其實，督軍團裏並非沒有比張勳更牛的人，畢竟軍人幹政也不是件光彩的事兒，所以希望找個比較傻的人當頭，可以讓他承擔大部分的風險，所以就選中了張勳。這時張勳就表示，可以擔當總統府和國務院的調解人，黎元洪巴不得有個人來居中調停一下，於是就招呼張勳趕緊進京。其實黎元洪在罷免段祺瑞時，相關的公文都沒人願意副署，沒人願意捲入這檔子事兒，他沒什麼後臺，此時還是很尷尬的，這個時候有人願意出面緩解一下，自然是求之不得了。

張勳復辟

張勳是那種很一根筋的人。不過說良心話，在民國時，無論是在軍閥的圈子裏，還是在社會上，其實他的口碑和聲望不像我們現在說的那麼臭。雖然他統領的軍隊的紀律不是特別好，但據當年那些伶人回憶，其實張勳蠻厚道的，他請人唱戲、開個堂會什麼的，給錢都很多，北京的江西會館主要就是由他來資助的，他也對家鄉奉新縣所有進京讀書的學生給予資助。但是他有一個特點，就是特別喜歡清朝，所以他的軍隊一直沒有剪辮子，習稱辮子軍，他自己也不剪。袁世凱當政時期對他很優厚和關照，因爲他只是北洋系統的支系，屬於巡防營系統，但是他又屬於巡防營系統中比較能打的部隊。辛亥之後，有幾支部隊不是新軍，一個是張勳的，一個是張作霖的，一個是陸榮廷的，他們都不是新軍，其前身都是巡防營或是土匪，但都久經戰陣，他們總打仗，新軍反而很少打仗。打過仗的和沒打過仗的軍隊是不一樣的，辛亥革命時攻打南京的民軍有那麼多人，而張勳就那麼幾千人，打了那麼長時間纔打下來，而且還沒能把張勳的部隊都喫了，還是網開一面讓他跑了，可見張勳的厲害。張勳就是一門心思想復辟，想回到清朝，其實當時這個基本是沒戲了，但是他總喜歡提這事兒，開會的時候就喜歡往外捅，而這個時候，徐樹錚就顯現出玩弄權術的手腕了。

徐樹錚當然不希望府院之爭繼續僵持，而且也明白一定要把黎元洪趕走。黎元洪怎麼樣才能被趕走呢，就靠張勳。督軍團開會的時候，張勳又擡出復辟的調調，這時候徐樹錚就慫恿督軍團成員同意張勳的意見，最後簽字的時候，這傢伙又偷偷溜了，別的督軍代表就真簽字了。張勳看到這個，心裏就踏實了。他手下辮子軍一共兩萬五千人，他提了五千人進京。進京以後，張勳就肆無忌憚地復辟，聲勢特大。當時北京駐軍其實有好幾個師，但是大家聽聞張勳要復辟，都不敢吱聲了。本來是來當調解人的張勳，一進京就鬧復辟。這個時候黎元洪才真正意識到了自己是引狼入室，只有趕緊逃命。他躲進日本使館後就下了道命令，重新任命段祺瑞爲國務總理，並委任他組織討逆軍，總統則由尚在南京的副總統馮國璋代理。

段祺瑞其實一直知道張勳可能會復辟，但是他卻沒有像徐樹錚那樣耍陰謀。張勳路過天津的時候，段祺瑞問他是不是要去復辟，張勳說是，然後段祺瑞就說，你若是復辟，到時我就要打你啊。所以後來張勳復辟失敗，指着敵方戰將說，你們哪裏有資格打我，只有段祺瑞有資格打我，因爲他跟我說過要打我的。這個現在聽起來很好笑，但是那個時候就沒人管啥信義了。

段祺瑞開始組織討逆軍，然後很快就發現了一個大問題，手裏既沒有錢，又沒有嫡系軍隊，一兵一卒都沒有，連個警察都沒法使喚。那個時候他跟曹汝霖關係很好，曹汝霖又跟日本人關係很好，於是曹汝霖就向日本三菱公司借了一百萬，當時日元和中國的銀元是同比值的，一個日元相當於一個銀元，所以這筆錢來得很及時。然後段祺瑞就開始到各方收買軍隊，他首先收買李長泰的部隊，就是駐紮在天津馬場的第八師。李長泰很怪，給錢也不幹，段祺瑞沒辦法，後來聽聞李長泰新娶了一個小老婆，李長泰特寵愛這個新歡，於是段祺瑞就向李長泰的小老婆送錢，這女人就慫恿李長泰去打仗，結果就成功了。接着又找曹錕，曹錕不願意幹，但是吳佩孚願意幹，於是曹錕也被說動了。然後還有馮玉祥，馮玉祥此前剛剛被陸軍部長免了，當時他是第十六混成旅的旅長。這個旅很大，因爲馮玉祥也是一個不愛錢的軍閥，有點錢就去擴軍，整兵整槍，別人的一個旅少則兩三千，多則四五千，他那一個旅就有九千多人，比別的一個師還多。那些團長之類的軍官都只聽馮玉祥的，馮玉祥被免了之後沒人敢來十六旅，這時段祺瑞又讓馮玉祥官復原職了。馮玉祥是個有點革命思想的軍閥，復辟還了得，馮玉祥辛亥時候就搞過革命的。

所以，這三支主力部隊一拉，其他人從旁跟上，然後就開到北京去打張勳了。當然，仗打得很熱鬧，卻沒怎麼流血，象徵性含義很強。用莫裏循的話說，雙方之間槍是放了不少，幾百萬發子彈都給打出去了，但是沒傷幾個人，倒是幾公裏以外的一隻羊被流彈傷到了。雙方軍隊沒什麼直接接觸，還第一次用了飛機，當時南苑那邊有航校，於是討逆軍派了兩架飛機上京城扔*，丟了幾個*下去，據說炸死了一個宮裏的太監和一條狗。復辟就這麼解決了，然後段祺瑞就成了再造共和的英雄。這次反覆闢戰役雖然很兒戲，但畢竟打完這仗後，張勳隊伍從此土崩瓦解，他在北京的五千辮子軍被繳械了，他留在徐州的兩萬人也被人收編了。而黎元洪也不可能再回來當總統了，馮國璋那個時候剛剛從南京過來繼任總統，自己也不便跟段祺瑞抗衡，所以參戰就沒有問題了。中國正式參戰，加入協約國，這一事件就種下了後來五四運動的伏筆。如果沒有參戰的事兒，五四也許就沒有了。

南北交戰

參戰粉碎了復辟，雖然復辟和討逆都只是兒戲，但這一過程爲段祺瑞贏得了極高的榮譽。而日本國內此時也發生了變化。此前日本一直逼迫着袁世凱簽署《二十一條》，那時日本認爲一戰是日本獨霸中國的天賜良機，以爲可以藉此把中國一舉拿下。但在操作時困難重重，這種強勢的壓迫引起了中國國內的強烈反彈，同時也引起了西方國家的不滿。日本掂量了一下自己的實力，知道自己不可能一口吞下中國，如果真要冒險強行開戰，那麼列強在結束了歐洲戰事以後，很可能會馬上調轉頭來，回到亞洲打它。所以，日本逐漸改變了對華的強硬路線。1916年後，日本的對外政策發生轉變，大隈內閣下臺了。當時日本的軍國大事都是一幫軍界元老說了算，大隈雖是武人出身，但幹得不好，結果就被攆下臺了，然後由寺內正毅組閣。寺內內閣是一個財閥性的內閣，寺內正毅原本是朝鮮銀行的總裁，他在當總裁時和西原龜三的私交甚好。寺內當了首相之後，西原可以不經通報，直接進入寺內的內室，由此可見兩人的親密程度。

寺內爲了掌控有關中國的真實信息，就把西原派往中國，希望他親身觀察一下中國的情況，與有關政界人士聯絡，爲日本製定對華政策蒐集資料、提供建議。西原龜三到中國轉了一圈，蒐集到很多情報。當他回去向首相覆命時，覺得日本應該在中國找一個強有力的人物並加以支持，應改變以前那種霸道的方式，轉而運用比較柔和的方式，主要就是通過援助、貸款等經濟計劃來獲得對中國的間接控制，使中國的貨幣與日元掛鉤，然後逐步實現日本以前希望攫取的利益。日本將這種通盤計劃視爲一種王道的統治策略，而不是霸道的統治策略。寺內內閣隨即採納了西原龜三的建議，寺內首相委任西原龜三來具體操辦這一事情。

段祺瑞剛剛在日本人的金元支持下領導討逆軍取得勝利，自然就對日本人抱有好感，他一看日本這次又伸過橄欖枝，而且開的條件很優厚，似乎也不要中國出賣什麼國家權益，不像以前一說貸款就要中國放棄諸多主權。現在日本提供的借款不需要抵押，這樣的借款誰不願意要啊？本來段祺瑞是沒什麼雄心來以武力統一中國的，但這個時候有錢了，有錢就可以放手幹了。當時西原借款的數額是很大的，前前後後將近有兩億四千多萬，那時這是個天文數字。段祺瑞自恃財力雄厚，也希望建立赫赫武功，而當時他最大的心腹之患，就是西南軍閥以及孫中山在廣州建立的非常軍政府。

孫中山在討袁護法的時候就一直很失落，二次革命後他在日本搞了一箇中華革命黨，中華革命黨後來成了一個小圈子，所有人都要按手印向孫中山宣誓，以表示個人效忠。國民黨的大部分人都不幹，一些有實力的大佬都紛紛抗議，像黃興、李烈鈞、陳炯明等人都不同意，核心圈子內訌使得中華革命黨能力很弱。在討袁革命的時候，孫中山基本沒起多大的作用，風頭都讓進步黨，也就是梁啓超、湯化龍等人搶去了，這讓孫中山很沒辦法。等到段祺瑞當政時，孫中山又不甘心，就悄悄把中華革命黨廢了，重新回來當國民黨的總理事長，但事實上，孫中山在國民黨內部已經離心離德了。此時孫中山既想抗衡北洋勢力，又缺乏應有的本錢，於是只能依託西南軍閥，依託陸榮廷、唐繼堯他們，然後舉起護法的旗幟。

這個護法的理由是很牽強的，因爲段祺瑞其實已經恢復了民元約法。在粉碎張勳復辟之後，段祺瑞認爲第一屆國會的任期已經到了，應當改選議員代表。若是按照年頭來排，這屆議會已經到期（其實已經過了），的確到了重選的時刻。但由於各種原因，比如袁世凱和張勳的兩次復辟，第一屆國會的實際任期沒有到，孫中山就拿這個說事兒。這麼弄就很麻煩，兩個人各有各的道理，但其實也是完全可以協商的，但孫中山就像宋案發生時那樣，直接搞武裝反抗。西南軍閥本來就不希望段祺瑞真正統一中國，所以他們也都半真半假地同意參與組建孫中山的護法軍政府。當然，對段祺瑞來說，這種事情是不能容忍的，不可能讓中國存在兩個中央政府，一個在北京，一個在廣州。按道理，段祺瑞本來是沒能力去徵服廣東的，但這個時候有日本人的錢了，就可以派兵去打了。所以從1917年下半年開始，南北就開始交戰。這都是錢起了作用的，沒錢就打不了仗。

北方進攻南方，必須經過湖南這一關。湖南是南方的門戶，因此首先就要打湖南。湖南守不住，向南寧求助，桂軍一加入，雙方就開始拉鋸。一開仗段祺瑞就發現一個問題：他沒有嫡系武力，想找人打仗就必須給人錢，而這幫軍閥拿了錢還不一定就出力打。當時各省督軍向南方前線派出的軍隊都是些亂七八糟的軍隊，比如此前張勳的辮子軍就是被安徽軍閥倪嗣沖收編了，段祺瑞讓倪嗣沖出兵，他就直接把張勳的部隊派出去了，讓江蘇督軍李純出兵，李純就把他之前接收的那些雜牌軍，比如張宗昌派過去了，當時北方各省各種零散部隊都被派到了湖南。在第一輪派兵中，唯一一支像樣的嫡系就是第七師，也就是張敬堯的部隊。張敬堯的部隊在以前還是不錯的，當年攻打武漢三鎮的時候都非常生猛，經常光着膀子提着大刀往上衝，但現在基本沒戲了，也不能打。所以第一輪的戰役基本是北方戰敗。第二輪戰役就出了生力軍，直隸督軍曹錕把他的第三師派來了。曹錕之所以願意幹，是因爲當時曹錕和段祺瑞走得比較近，段祺瑞爲了促使曹錕出兵，就向他許願，說第二屆國會選舉時，一定把曹錕選爲副總統，曹錕這人特別喜歡當總統，所以他就答應了。

再來說吳佩孚。吳佩孚本來是曹錕手下不得重用的一位將領，曹錕從來沒覺得吳佩孚是個人物，一直讓他當副官長，一直到曹錕駐紮在湖南時纔開始重用他。國慶時要舉行民衆大會，當時湖南督軍湯薌銘要找駐軍來講話，但是曹錕哪裏幹得了這種事兒啊，就讓吳佩孚去講，吳佩孚講得特好。湯薌銘想，軍中哪裏有這樣的人才啊，這樣的人才卻只是個馬弁頭，辦公室主任，太可惜了，然後就打電話給曹錕，想索要吳佩孚。曹錕一想，既然你想要，就說明吳佩孚是個人才了，那我乾脆自己用吧。當時第三師有兩個旅，曹錕就讓吳佩孚當其中一個旅的旅長，然後又逐漸升爲師長。吳佩孚當時也想打，因爲打仗可以建功，而且當時他這師裏有個旅長資格比他還老，不聽話，他想借打仗之機把他給擼了，後來果真就這樣把那人換了。雖然吳佩孚還是忠於曹錕的，但他已經可以自行其是了。

吳佩孚屬於北洋軍閥的第二代，是很能打的。北洋軍閥的第一代雖然也學過軍事，有的還留過洋，但學的東西都有限。按照外國武官的說法，他們打仗基本上都是按照演習的方式，一絲不苟地開展，別的都不會。但是第二代就開始有自己的心得了，開始琢磨怎麼帶兵打仗。吳佩孚也屬於那種不愛錢，就喜歡帶兵，就喜歡訓練軍隊，喜歡琢磨怎麼打仗的人。他的第三師加入後，整個戰局就不一樣了，一下子就把南軍打了個稀里嘩啦，從嶽州衝到了衡陽。當他進入衡陽城的時候，他和張敬堯同時接到了北京的命令，給張敬堯的命令是委任其爲湖南督軍，給吳佩孚的是要繼續前進，打到廣州去。吳佩孚當時就火了：我打下的江山，讓別人來當督軍，還要我繼續拼命！他震怒至極，乾脆就屯兵衡陽，不打了，接着就跟南軍，也就是當時譚延闓、趙恆惕統領的湘軍搭上了話，自此休戰。吳佩孚把湘南所有的稅收盡數截留，同時還通過曹錕不斷地向中央要錢，仗雖然不打了，但錢還是一直要催的。段祺瑞可能一直沒覺得其中有問題，就覺得吳佩孚這仗打得很好啊，再往前就到廣州了，於是就一個勁兒地督促，希望吳佩孚再接再厲，一直給錢，勉勵他繼續往前打。雖然吳佩孚不打了，但是段祺瑞相信他還會繼續往南打，於是不斷地把錢往裏砸。吳佩孚就用這些錢繼續招兵買馬，拼命擴軍，新增了好多的補充旅，這樣他的一個師可以頂別人的三個師。

這場戰爭使得吳佩孚迅速崛起。在此前，老直系，也就是馮國璋等人，其實並不希望打，因爲這仗若是打贏了，那麼他們就無法跟他的老把兄段祺瑞抗衡，那時候段祺瑞的威望就會更高了。本來馮國璋已經處於直皖爭鬥的下風，這個時候就更不行了，所以只能背後搗亂。在南北開打以前，馮國璋就經常指使長江三督，就是江蘇督軍李純、江西督軍陳光遠和湖北督軍王佔元等人發些電報，搗搗亂，但是也沒有阻止戰爭開打，也沒有阻止戰爭進行。當時北軍的後勤兵站都在湖北，如果王佔元真要搗亂的話，可以幹很多壞事兒，但他其實也沒有幹，畢竟此時北洋還沒有真正裂變。

總統馮國璋在北京其實就是個囚徒，基本沒什麼行動自由，也幹不了什麼事兒。每次小徐找他蓋章的時候他都非常痛快，他真不像黎元洪那樣，時常還要犯點兒倔脾氣。現在想想小徐處死陸建章一事，不管怎樣，陸建章當過督軍的陸軍上將，小徐不經審判就把陸騙到他的司令部喫飯，然後在花園裏溜達時，後面一個衛士一槍就把陸斃了。把人殺了以後，徐樹錚又要僞造證據說經過了正式審判，說陸建章幹了諸多壞事，而且承認犯罪事實，然後就去找馮國璋蓋章。馮國璋看了一下，你居然把陸建章殺了，這是你們闖的禍，我可不同意，但你們是搞責任內閣，你要我蓋章我就蓋章，但這事兒我不擔責任。他就是這樣，根本不管政事。據說有一次馮國璋突然不想在北京住了，覺得太悶，他想回南京，就帶着衛隊南下，走到安徽蚌埠的時候，被倪嗣沖派人截住，然後送回北京。其實他手裏有兵，真要動武，倪嗣沖也未必真的敢動手。

接下來，段祺瑞利用西原借款，編練了自己的嫡系武裝參戰軍，剛編好，這邊歐戰結束，就改成邊防軍。一戰結束，協約國戰勝，中國也跟着成了戰勝國，段祺瑞的威望達到了頂點，隨即卻跌落了下來。因爲第二年，也就是1919年召開巴黎和會，作爲戰勝國的中國居然像戰敗國一樣，成爲人家的戰利品。失去的青島和山東膠濟線收不回來，治外法權不能廢除，關稅也不能自主，這一切的責任，都落在了段政府的親日政策上。五四運動爆發，剛開始皖系政府還儘可能地剋制，滿足學生的要求，但反日運動興起，還是讓皖系大失顏面。這個時候，直系的吳佩孚趁機發難，高調聲討賣國政府，批評皖系的親日政策。經過五四運動，直系聲望直線上升，直皖矛盾也日益激化，皖系政府的合法性受到嚴重削弱。

第二年夏天，直皖開戰。雖然戰前皖系在兵力和武器上佔優勢，但在士氣和作戰經驗上處於下風。作爲皖系主力的邊防軍，雖然裝備很好，軍官也多爲軍校學生，但畢竟從未打過仗。加上五四運動剛過，皖系士氣低落。所以，接戰不久，皖系便大敗。說起來，這場幾十萬人蔘與的大戰，直接戰鬥卻不多，一共死傷不過幾百人。由於此前徐樹錚已經得罪了奉系的張作霖，所以，在戰爭中，奉系幫着直系。

戰爭結束，作爲最大軍閥集團的皖系基本瓦解。北京政府由直系和奉系兩家控制，當然，直系的份額要大一點。在這種情況下，直系和奉系的矛盾就開始激化。奉系張作霖的胃口很大，步步緊逼。曹錕猶可，吳佩孚卻不買賬。五四以後，吳佩孚變得非常“進步”，因爲他佔了進步和愛國的便宜，得了甜頭。他對於張作霖這種思想落後，又是綠林出身的人，壓根就看不起。況且，直奉之間，不僅觀念有別，也的確存在着利害衝突。所以，不到兩年，雙方就打了起來。相比直皖戰爭，第一次直奉戰爭的激烈程度要稍高一點。奉系的軍隊雖然裝備不錯，但依舊是巡防營的套路，指揮官多爲張作霖做鬍子時的班底，所以一敗塗地。幸虧郭松齡和張學良訓練的二、六旅還能打一點，又加上日本人的袒護，奉軍總算退出了關內。從此之後，直系獨佔北京政府。

但是，直系內部很快就出現了問題。首先是內部分裂，曹錕周圍人的保派（保定）和吳佩孚的洛派（洛陽）出現分歧。吳佩孚跟直系另一員大將馮玉祥也鬧得勢同水火。由於吳佩孚高調愛國，所以，直系控制的政府，不能做任何以往政府跟列強做的交易，因此財政極爲困窘，不僅政府工作人員欠薪，連直系的軍隊也欠餉。在這種情況下，曹錕還要過總統癮，花大錢收買議員，投票讓他當總統，弄得直系聲名狼藉。1924年，奉系在準備了兩年之後終於發難，奉直雙方爆發第二次大戰。由於事先奉系已經收買了馮玉祥，所以，在戰爭進行過程中，馮玉祥突然倒戈，會師北京，囚禁了曹錕，導致前線潰敗。

戰後，北京政府由馮玉祥和奉系聯手控制，重新擡出段祺瑞做臨時政府的執政。但奉系的實力要大大超過馮玉祥，不久，奉系和馮系鬧翻。在一連串交戰中，馮玉祥的國民軍失敗，馮玉祥下野，北京政府由奉系單獨掌控。

然而，奉系的迅速擴張，又引起了關內各派軍閥的緊張。孫傳芳崛起於東南，吳佩孚也在各地軍閥的擁戴下再度出山，號稱十四省聯軍總司令。於是形成了張作霖、孫傳芳和吳佩孚三足鼎立的局面。但是，這個時候，國共合作的國民革命開始了。自五四形成的民族主義和進步思潮，最終合流爲國民革命。由於列寧主義的思想和組織滲入，國民黨面目一新。在國民黨旗下的軍隊開始北伐，但此時所謂的三大軍閥卻各懷鬼胎，因此被北伐軍各個擊破。到1928年，張作霖出關被日本人炸死，北京被北伐軍佔領，北洋軍閥時代就結束了。民國，進入了國民黨統治時期。（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