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副廳級

上海。來上海開會。無須說，較之會上的發言，還是會下的發言更能暢所欲言，更能推心置腹。與會者中有一位某上海名校舉足輕重的副職，綽綽有餘的副廳級。而我和他交談最多。這倒不是因爲我想和副廳級套近乎沾官氣，而是因爲彼此是二三十年的老相識了。那時他當然不是副廳級，大體和我彼此彼此。同樣一身看上去相當夠檔次的地攤貨，同樣一副傲慢和謙卑難分彼此的神情，同是平頭教員，開會住同一個房間一同研討領帶的若幹種打法。今非昔比，如今我們都有了若幹套真正夠檔次的西裝和若幹條有可能得到女性禮節性誇獎的領帶。這回研討的，則是若幹年退休後的打算。這方面我可謂蓄謀已久，興致勃勃地坦言相告：退休第二天就捲起鋪蓋打道回府，返回鄉下老家。房前屋後，種瓜種豆，種瓜喫瓜，種豆喫豆，不用化肥，不用農藥，不用激素，喫起來是何等開心何等放心何等……我正說得來勁兒，副廳級忽然以副廳級的語氣插話進來：“那麼我問你，既然不用化肥，那麼就要用農家肥吧？‘文革’上山下鄉，你我都在鄉下幹過幾年農活兒，難道你不知道牛屎豬屎是臭的？再說自己種瓜種豆能種出幾個品種？可城裏超市有多少品種？我說老兄，陶淵明陸放翁吟得做不得的。去鄉下種瓜種豆？要去你去，我可不去！”

是啊，當年我們都同樣幹過農活兒，幾年後同樣作爲工農兵學員上了大學，畢業後同樣教日語搞翻譯。不同的是他後來有了行政級別而我沒有。但我總覺得這點不足以從根本上決定我們對種瓜種豆的態度。那麼決定性因素是什麼呢？我明白了，是出身！他出身上海。生在上海，長在上海，離開上海又返回上海，去安徽鄉下務農只是他人生旅程臨時停靠的荒野小站，如一顆偶爾偏離運行軌道的行星。一句話，他是城裏人——“阿拉上海人！”實際他也很快撇下我和另一位與會者講上海話去了。於是，我一個人拐去一條荒草隱約的磚鋪小徑。我沒有爲此產生失落感，反而覺出幾分釋然。我知道，在某種意義上，上海話是上海人的精神故鄉，是上海出身的城裏人的胎記。

我呢？我不同。我出身農村，說得文學些，出身鄉間，是鄉下人。而且是毫不含糊、毫無折衷餘地的鄉下人。鄉下是我的“階級烙印”和精神胎記。四十餘載的城市生活固然是我衝破鄉間時空制限的成功嘗試，是表現鄉下人生命能量或其靈動的奮力突圍，但說到底，城市終不過是自己人生旅程一座座巨大而輝煌的中轉站，而終到站仍是荒野小站——那個曾是始發站的僅有五戶人家的小山村。這意味着，我仍是鄉下人。在經歷了近半個世紀的自由奔放而又危機四伏的羈旅之後，旅人越來越思念自己出走的故園空間，思念屋後的土豆花南瓜花，思念房前的黃杏和歪脖子垂柳，進而迴歸寧靜而帶有荒涼以至終末意味的鄉間，讓生命的強度和廣度在此漸次弱化、收斂以至衰老——在故園的花草樹木的擁抱中，在清晨鳥叫和傍晚蛙鳴的陪伴下……

或許，我們每一個人都像一條馬哈魚，無論在大海遊出多遠，無論海底龍宮的公主們多麼妖冶迷人，無論海面的驚濤駭浪多麼催發鬥志，也還是要遊回自己出生和出走的地方。那個地方，對於上海人就是上海，對於我這個鄉下人就是鄉下。這一宿命式取向，可能無關乎副廳級或正高級，無關乎“中轉”的時間跨度，而更關乎出身——關乎“烙印”，關乎“胎記”。

不過，那個僅五戶人家的小山村是回不去了，它已被附近石場那個巨大的“鼠標”徹底刪除。作爲替代符號，我在當年的公社所在地、如今的小鎮的鎮郊山腳得到了一處院落。“五一”回來一次，新栽了二三十棵柳樹榆樹柞樹山核桃樹，確認了去年栽的四五十棵李樹杏樹海棠樹。宿根的蜀葵那時就已忽一下子躥出地面，及膝高了，舒展的葉，挺拔的莖，綠油油迎風搖曳。在青島城裏伏案讀寫的間隙，或晚飯後散步路上，我每每想像樹上的新葉和蜀葵的花蕾，想像弟弟代種的瓜豆，想像傍晚遠山迤邐的晚霞和夜空劈頭蓋腦的星星……越想越盼望暑假的到來。

現在，暑假終於到來，我終於返回鄉下。寫這篇小稿的此時此刻，蜀葵正在窗口盛開怒放，粉的，白的，白裏透粉的。新栽的海棠樹正在門前炫示嶄新的葉片。再往前一點點，去年栽的櫻桃樹已經綴滿嬌滴滴圓滾滾的紅色珍珠……

我到底屬於這裏，屬於鄉下，一如副廳級屬於上海。

（014.7.5）（未完待續）